第一章 通俗小说批评理论
内容提要
本章主要介绍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成就。这个时期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有三个阶段，即总结经验阶段、批判否定阶段和重建深化阶段。主要成就是从社会、精神、通俗和现代性视角对通俗文学本体特征进行了探讨，并将社会心理、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等新方法运用于通俗小说研究。
第一节 概述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在历史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通俗小说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了复杂的状况。但是其发展过程与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史一样有着清晰的线索。
大致说来，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研究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阶段，大致是从1949年至1960年。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艺术观念也处在调整与适应的过程中。一方面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在探索和调整中逐渐成熟、定型、深化，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现象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进入1949年之后的老作家们也在逐渐地适应新的思想，并逐渐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对自己以往的经历作出清理。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1949年以后最初十年左右的时间内，现代通俗小说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材料的收集整理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这些工作主要由进入1949年之后的老的通俗文学作家来完成。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收集整理史料的时候，这些以前的通俗文学作家们也对通俗小说的性质、特征、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经验性探讨。这算是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的开端。
第二个阶段是批判与否定阶段，大致从1960年到1980年。在这段时间内，一方面由于中国当代文艺观念受到极左思潮影响，导致了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极端僵化的文艺思想统治文学研究的局面，现代通俗小说由于其与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天然联系而被当成封建落后的文艺现象和反动文艺而受到政治化批判。另一方面，也由于当代中国文艺思想领域中存在着僵化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对文艺现象采取了非此即彼的判断标准，导致了文艺流派、文艺样式的单一化。现代通俗小说由于与当代文艺主流思潮所提倡的小说类型差异较大而成为被排斥的对象。这些批判完全否定了现代通俗小说的价值，而且是从极左政治标准出发进行的批判，缺少小说本体问题的分析与研究。这个阶段可以算作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曲折。
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深化阶段，大致从1980年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主潮。在文学研究领域内，首先由于文艺从极左政治的附庸地位解放了出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新思潮不断为突破僵化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法带来理论冲击。在这个大背景下，重新评价被极左思潮歪曲否定的文艺现象，并对这些文艺现象进行科学的学术性研究也就成为合情合理的学术活动。因此，现代通俗小说也就又成为学术研究的课题，重新得到重视。其次，由于现代通俗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现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学史的重新认识（即所谓“重写文学史”的研究观念）也要求对现代通俗小说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以评价它的文学史地位，这也推动了现代通俗小说的理论研究。再次，进入新时期以后通俗文学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随着港台地区通俗小说的大量涌入，更引发了阅读狂潮，面对这样的文学现状，文学研究者也迫切希望对通俗小说有深入的认识。这成为新时期通俗小说理论研究的内在动力。最后，西方理论的介绍，特别是一些汉学家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关注，也为国内的通俗小说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和论点上的支持。从而使通俗小说理论研究能够在新时期得到深化。总体而言，新时期的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在解除了极左思潮的束缚之后，已经在通俗小说本体、小说类型、作家创作以及通俗小说的文化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这三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的特点都是鲜明的。不同的阶段所面临的任务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形成的观点也不同，最终所取得的成果也不相同。
在第一个阶段，通俗小说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从感性认识初步归纳概括出理性认识。因此这个阶段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的方法，资料的记录、整理和个人创作活动的回忆都是这种方法的具体表现。在通俗小说家们对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活动的回忆与总结中，表现出了他们关于通俗小说的基本观念。同时，他们所提供的这些历史资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研究通俗小说的本体特征奠定了基础。在这个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是郑逸梅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1961）、范烟桥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1962）以及张恨水的《我的创作和生活》（1963）。这些著作虽然不是专门讨论理论问题的，但是在历史叙述中却涉及到了许多通俗小说理论问题。概括起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通俗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他们承认通俗小说是虚构的，但同时又有真实的生活为基础，是在真实性基础上的虚构。比如张恨水说：“写小说不是写真人真事，当然也离不了现实基础，纯粹虚构是不行的。”[1]又说“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但同时“所写的社会现象，决不能是超现实的，若是超现实，就不是社会小说了”[2]。二是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繁荣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比如范烟桥认为这种通俗小说在民国极其繁荣是由四个原因造成的：“一、辛亥革命以后，当时的智识阶级以及革命党人中间的文人，要利用小说来宣传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同时，革命的不彻底……令不平的社会现象随处可见，小说作者纷起加以抨击，这是民国初期小说繁荣的社会原因，也是基本原因。二、印刷事业、交通事业日渐发达，发行网不断扩大，出版商易于维持，书肆如雨后春笋，小说作品的出路也随之开阔了。三、社会上对小说看法改变了，对小说作者的看法也有改变，以前是鄙薄、厌弃，现在是歆慕、爱好。……而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四、翻译小说的兴起，为懂得外文的人多辟了一条出路，也为旧派小说的写作的取材与技法，提供了参考的资料。”[3]除了这些外部原因之外，范烟桥还看到了通俗小说繁荣的内部原因，那就是：“这种章回体的旧派小说，起自民间，从口头文学发展为抒写，内容形式，颇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此外，其他文艺类型也对通俗小说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民国时代，电影、戏剧以及其他曲艺，都采用这种故事性传奇性较强的小说作为素材以改编脚本，再表演说唱，这就更加在群众中扩大了它的影响。”[4]第三，对通俗小说主要类型的特点有了初步的认识。比如对于言情小说的特点，范烟桥就结合了其产生的背景进行了大致概括。他说：“言情小说，多种多样。哀情只是其中的一种。即以哀情而言，也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文言有的也不用骈体文来写，而是用古文——散文来写。”[5]“体裁是继承章回小说的传统，也吸取了外国小说的形式，文字则着重词藻与典故。”[6]至于内容方面，则主要写相恋的青年男女由于传统婚姻制度的束缚而不能如愿以偿所产生的苦闷。这种对通俗小说文体类型的认识是在文学史经验的总结与分析中归纳出来的，针对的对象是特定时期的作品，而不是纯粹的理论概括，因而并不全面，但是却又因为对象明确而更能把握住文体类型的基本特征。
第二个阶段中，通俗小说研究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作为文学史“逆流”，现代通俗文学被冠以“反动”的帽子。即使有些肯定性评价，也主要是以阶级论为标准的。这个阶段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性质上，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被认定是文学史“逆流”。“它代表了垂死的地主阶级和新兴起的买办势力在文艺上的要求，它反映了庸俗的市民阶层低级下流的思想和情趣；另外它也继承了晚清才子佳人艳情小说的反动倾向，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没落颓废文化的影响。”[7]这种以政治为标准的定性，虽然走向了极端，却代表了当时普遍的观点。其次，在原因方面，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首先被认为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辛亥革命后，革命处于低潮，“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资产阶级‘洋场才子’和封建地主阶级遗老在精神上的空虚堕落，社会风气的污浊，形成了这一时期文学逆流的泛滥局面。”[8]同时，由于“趣味庸俗的小市民日渐增多，社会风尚极端败坏……，都给作品的流布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9]。在文学方面的原因则是西方资产阶级没落的文学与中国传统的腐朽的封建文学的共同影响。“它是明末以来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末流和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伤感主义小说的混合物。”[10]再次，在文学观念上，这个时期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中，除了认定通俗文学庸俗腐朽之外，也看到了通俗小说对“趣味”的追求，认为“他们不懂得文学的真正使命，积极宣扬文学上的趣味主义”[11]。“‘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是‘趣味第一’、提倡‘最有兴味之作’（《小说画报》）。”[12]但这些“趣味”仍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趣味”。第四，在影响方面，通俗小说被认为是毒害青年，败坏社会风气的文学。批判者认为这些作品“迎合商人与其他小市民庸俗的心理和需要，毒害了青年人纯洁的心灵，鼓励他们走了堕落和毁灭的道路，这在当时，起了极坏的影响”[13]。这种对通俗小说影响力的论述直接继承了五四新文学阵营的论点，虽然对影响性质的评价过于极端，但重视通俗文学的社会影响却是不错的。第五，在形式方面，既对通俗小说的模式化进行了批判，也承认通俗小说在学习西方小说技巧方面以及用白话写作方面的进步意义。比如当时人们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由于其结构、布局、语言等方面，都竭力摹仿西洋小说，就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的从头到尾的说故事方法，而改为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此外，作品中还出现了用插白来议论和抒情的方法，以及长篇的心理刻画和情景描写。1915年以后，他们还提倡白话，提倡短篇小说，出现了不少白话短篇小说。这些特点，都是接近现代小说形式的。但是由于这些作品内容空虚，所以这种形式就成为僵硬的外壳，同时由于这些作者都是生搬硬套，千篇一律，结果形成一种新的死硬的公式。”[14]这种分析基本上把握住了现代通俗文学在形式方面的特点，也符合文学史事实。
第三个阶段中，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任务首先是为通俗文学正名，改变以往对通俗文学政治上的和审美趣味上的偏见。从政治上说，文学并不仅仅是政治的工具，也具有娱乐功能，通俗小说的娱乐性不能等同于封建性、落后性。从审美趣味上说，虽然有人不同意给通俗文学扣上政治帽子，但仍然认为通俗文学的趣味不高雅，艺术水平不高，从而存在歧视心理。通俗小说理论研究证明，趣味存在差异，不同的趣味之间很难说谁高谁低，另外，通俗小说中的精品，比如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等艺术品位也并不低。其次，对通俗小说特性的研究有了较深入的进展。为了证明通俗文学有自身的价值，有存在的合理性，新时期以来的通俗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商品性，以及文本的模式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不仅承认了通俗文学具有商品性，而且也承认了所谓的新文学也具有商品性；文学的娱乐性，也被认为是所有文学都具有的特点，通俗文学只是充分发展了这种特性；文本的模式化对于通俗文学而言，不仅不是缺点，而且是其基本特点之一。模式化本身不应该被指责，模式运用的好坏才是作品成败的关键。第三，通俗小说历史意识的觉醒是新时期通俗小说研究中的重要收获。通俗小说理论研究中，研究者确立了历史的视角。把现代通俗小说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来论述，在历史语境中阐释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从而为通俗小说的理论建构起了一个基本框架。这种研究框架一方面使理论研究得以从通俗小说史研究中吸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在与文化背景的联系中解释通俗小说的价值与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首先，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经历了较大的曲折。政治上和审美趣味上的双重偏见给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李欧梵先生曾感叹：“中国学者除了苏州大学的范伯群教授和他的弟子们，似乎对于晚清民初的通俗文学——更遑论翻译小说——存有偏见，认为不登‘新文学’大雅之堂。”[15]这种歧视的状况虽然已得到改善，重视现代通俗小说的人越来越多，但偏见所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其次，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主要是以现代通俗文学史为基础的，各种通俗小说类型的特点主要是在文学史研究中论述的。专门从理论角度对通俗小说进行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再次，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新时期以来的二三十年时间内。文学观念的改变和对新的研究方法的借鉴是其主要成绩。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仍有大量的具体问题有待深入讨论。
第二节 通俗小说本体论
通俗小说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通俗小说本质问题，就是回答“什么是通俗小说”这个基本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比如可以从政治立场把通俗小说界定为封建地主阶级或没落的资产阶级麻痹人民群众的工具，也可以从审美的立场把它界定为满足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娱乐品。但是这些角度都带有明显的偏见，而不是把通俗小说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学术的讨论。1949年以来的现代通俗小说研究中的确存在过这样的观点。但是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主流思想的新时期的到来，这样的观点已被更具有科学性的观点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现代通俗小说本质的研究主要是把现代通俗小说作为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在回答“什么是通俗小说”这一问题时，主要是从学术角度论述通俗小说自身的根本属性，这种研究被称为“本体论”立场，以区别于政治立场和审美立场。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一种文学史现象，对其进行本体论研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视角，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对现代通俗小说本体的认识形成了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社会视角、精神视角、通俗视角和现代性视角。
一、社会分析视角
在新时期最先提出对通俗文学进行本体论研究的是范伯群。早在1987年范伯群就提出：“在通俗文学史研究中首先碰到的是通俗文学的定义，范围界定和研究对象以及评价标准等问题。”[16]当时范伯群提出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要研究通俗文学本身的特点，也就是它的本体特征。范伯群指出：“通俗文学首先是文学，如果仅仅用纯粹的社会学尺度去丈量，或作为历史资料和民俗资料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既然它首先是文学，就应该去建立通俗文学的美学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评价标准既有一定的联系，又应有一定的区别。”[17]范伯群提出这个美学评价标准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强调通俗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而不是要突出审美的立场。相反，范伯群对于通俗文学本体特征的论述就是从社会视角进行概括的。1994年范伯群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做了至今仍然是十分周密的界定：“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18]这个定义中包括了通俗文学研究从时代背景到创作、作品、阅读消费、影响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成是新时期以来通俗文学研究的总纲领。
这个总纲领首先强调了通俗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这也是从社会视角来概括通俗文学本体特征的基本观点。在这个总纲领中现代大都会的兴起是通俗文学繁荣的根本原因，因为大都市的兴起为通俗文学的产生与繁荣提供了精神需求也提供了物质后盾。从精神需求方面看，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需要了解的信息越来越多，由于工作的压力增大，他们也需要精神放松，所以通俗文学（特别是通俗小说）就成为必要的生活需求；从物质方面看，现代都市的印刷、发行、交通等方面的物质条件也使通俗文学书刊可以顺利地制作出来。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居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技术的发展也导致了印刷品价格的降低。这些因素成为通俗文学繁荣的物质保障。
其次，这个总纲领对通俗文学本身特性的认识，也是以社会性为基础的。内容上的传统心理机制，形式上的传统模式，功能上的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可读性以及惩恶劝善，都基于民族欣赏和读者心理。这些特点集中于一点就是“通俗性”。而“所谓‘通俗’，就是他们以‘流行的社会价值观’与‘俗众相通’”[19]。“流行的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普遍的思想观念与心理态度，与“俗众相通”则是要引起读者的关注，对读者产生影响。这样的“通俗性”当然是具有社会性的。
再次，这个总纲领倡导开放的研究，认为现代通俗文学的价值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讨论，有各种不同的价值，是一个“富矿”。这种多元价值的观点也是以把现代通俗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为基础的。比如，从社会学角度去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我们能看到一幅清末民初社会机体急遽变革的图像”，“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窥探，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民俗沿革的瑰宝，特别是欧风美雨东袭与固有传统习俗相对抗杂交的民俗的细致变异过程。”“凡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去透视通俗文学，就会发现它是一座藏量丰饶的高品位的富矿。”[20]
总之，范伯群对近现代通俗文学本体的界定为新时期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制定了一幅宏伟蓝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以社会视角为核心的开放性总纲领涵盖了以后不同视角的讨论。
二、精神分析视角
从精神现象方面来界定通俗文学的内涵，刘扬体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文学中的高雅与通俗，作为精神现象都是社会文化历史运动的产物。”[21]刘扬体把通俗文学定位为人的精神现象，并论证了这种精神现象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他认为“人类精神产品与思维对象的某种非高雅化存在，是无可避免的”，“人的精神活动在其内在体验的必然形式及其所能应对的实践领域内，也就不可能统统涵蕴着理想化道德化的成分，而与世俗的或被非现实、非理性、非道德、非高雅的欲念与意象完全绝缘”[22]。正是人的精神领域中存在的这个“非高雅”部分，是通俗文学存在的理由，为满足这一部分精神需求而存在的通俗文学就是合理的。
在此基础上，刘扬体对通俗文学的特点也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雅俗文学的区别方面，他认为这两类文学“在协调社会精神生态平衡，推动整个文学进步的事业上……是殊途同归，各领风骚的伙伴”[23]。“在学术研究面前，严肃与通俗文学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并无所谓高下之分。”[24]在创作和作品方面，刘扬体也找到了通俗文学的特点，认为通俗文学的作者懂得“为了文化商品市场，即为都市市民读者的欣赏兴趣写作。所以，他们的小说取材十分广泛，尤其注重题材的传奇性、秘闻性。在故事情节架构与审美信息传导上，这派作者大多采取读者熟悉的传统形式，偏重于用强化故事悬念的办法，来拓展读者的审美期待心理，并且注重在轻松、热闹、伤感的场面与氛围中，表达读者所关切、所能接受的、不离不违世俗人情与人伦常态的思想感情”[25]。不难看出，这虽然是在分析通俗文学作品的特点，但仍然是从精神现象的视角来分析的，作品的特征都被放在对读者精神/心理的作用与影响上来讨论。所以，通俗文学作品的总体特征可以这样来概括：它们是“有益无害的精神产品，能给读者安慰、趣味和快感，让他们获得消遣性的心理愉悦。少数优秀的作品，给读者带来文化心理补偿的同时，还能使他们获得俗中见雅的精神滋养”[26]。在这个框架内来看，读者又有什么特点？刘扬体认为，通俗文学的读者就是现代都市中的市民。“城市通俗文学首先是市民文学。市民们在共同的物质与精神生态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下来的审美心理素质，既有差异又有许多相近相同之点。”[27]由此可见，市民读者的特点在于他们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相同或相近的审美心理。正是他们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审美心理结构决定了通俗文学作品的特征，也决定了作品能否流行起来。最后，从精神现象的理论框架出发，也可以解释通俗文学活动的内在机制：“通俗文学所提供的审美信息，与读者欣赏要求和接受能力处于相互适应的水平线上时，这样的文学作品就会使它的读者感到亲切，只要有喜读闲书，乐于借此消遣的读者存在，就会有不同形式和美感层次上反映他们要求的文学。”[28]从作品的审美信息到读者的接受能力的双向互动，不仅揭示了通俗文学活动的心理过程，也解释了通俗文学得以存在的心理依据。这正是这种精神现象视角所达到的理论深度。
三、通俗文化分析视角
通俗视角从与社会风俗的关系角度来界定通俗文学的本质。这种视角对通俗文学本体的思考是从对“通俗”含义的解释开始的。要界定什么是通俗文学，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通俗”。在这个意义上，从这种视角对通俗文学进行考察就是直接切入了“本体”，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那么什么是“通俗”呢？张赣生从“俗”字在汉字中字义演变的历史进行考证，认为“俗”字在汉字中出现的初期已具有了“风俗”的含义，后来又形成了“世俗”的含义。因此“所谓‘通俗’，本应有两层意思，一是通晓风俗，一是与世俗沟通。……其实，不通晓风俗也不易与世俗沟通，两者是有联系的。”[29]接下来的问题是“通俗小说”（“通俗文学”）的含义是什么？如何从“通俗”的含义概括出通俗小说的含义？张赣生认为，中国小说在确立概念时就与“通俗”有关。因为早期的小说含义，按《汉书·艺文志》的说法，都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这些市井闲谈被统治者采集，以观民风，就是早期的小说。因此，“中国小说之通俗，最初是指‘通晓风俗’意义上的通俗”[30]。但是这种“通晓风俗”的小说，至唐代以后开始向“与世俗沟通”转化。这主要是受到佛教讲经“变文”的影响，特别是宋元以后“讲史”的影响，把高深的佛经与正史变得浅显易懂，让普通百姓喜闻乐见。但在明末以前这些“通俗演义”还与一般小说有明显区别。到明末冯梦龙编辑《三言》时，通俗演义才与普通小说相融合。通俗小说也获得了“与世俗沟通”的含义。总之，“通俗小说”既是“通晓风俗”的小说，也是“与世俗沟通”的小说。“离开通晓世俗人生就写不出有意义的小说，离开与世俗沟通就失去了小说存在的意义。”[31]“从史实来看，中国的小说一直是通俗的，没有不通俗的小说，其前后的区别只在于‘通俗’的标准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32]
从“通俗”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特点呢？张赣生认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说，中国小说之通俗是随俗而变，风俗发生了变化，小说就要相应地重建通俗，这就决定了民国通俗小说必然不会全同于明、清通俗小说，它必然会发生某些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思想、题材和形式三方面。譬如王度庐的言情武侠小说着重写性格悲剧，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着重写社会悲喜剧，这些都反映了思想上的新变化；再譬如社会小说大量涌现和它的‘新闻色彩’，就反映了题材上的新变化；又譬如小说语言的现代化和‘说书口吻’的淡化乃至消除，以及严谨的章回格式被改造为不严格的章回格式，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形式上的新变化。”[33]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当时中国社会风俗的变化。当时中国社会风俗的状况是虽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并非完全脱离中国自身传统。社会风俗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当时通俗小说也是在中国小说传统的范围内发生变化的。“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它是中国的，不是外来的。”[34]“民国通俗小说之接受西方影响却是间接的，这是由于民国的社会风俗受西方影响发生了变化（包括审美习惯发生的变化），通俗小说随俗而变，才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不是直接模仿西方小说的做法，不是照搬西方的小说观念。”[35]总之，通俗小说以风俗/世俗为基础，其本质是由风俗/世俗决定的。
但是“通晓风俗”和“与世俗沟通”所解释的都是通俗文学作者与风俗/世俗的关系，却没有解释通俗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性。从“通俗”的视角来看，通俗文学“通晓风俗”以及“与世俗沟通”的特性在作品方面如何体现出来，给作品带来了什么样的特点？孔庆东认为通俗小说除了具有“与世俗沟通”的创作精神外，还要再加上“浅显易懂”的审美品位，和“娱乐消遣功能”，才能形成对通俗文学（通俗小说）完整的界定。其中“娱乐消遣功能”是一个公认特点，孔庆东没有展开论述。在“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这两个方面，由于前者要靠后者来实现，所以孔庆东认为“‘浅显易懂’则是通俗小说的根本特性，它不单指语言和体式，也包括思想和题旨。当然，时代的不同决定了‘浅显易懂’的标准及所针对的阅读群体的不同”[36]。补充了“浅显易懂”这个审美品位方面的特点之后，通俗小说的本体特征更完善，也更具有针对性了。在此基础上，孔庆东又设计了一个更灵活的界定通俗小说本体特征的策略，以使“通俗小说”这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通俗文学现象时更加有效。这个策略是：“在广义层次上，凡是具有‘与世俗沟通’或‘浅显易懂’两类特性之一的，便是通俗小说。即是说，只要思想性或艺术性二者中的任一方面不具备作品产生时代的公认的高雅品位，便是通俗小说。”[37]“从狭义层次来看，则必须是‘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两大特征兼备的小说，才是通俗小说。即是说，这些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不具备其产生时代的公认的高雅品位，它们的存在意义主要是以其娱乐性和模式化为读者提供精神消费……”[38]通过这种灵活的处理，“通俗小说”本体特征在“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这两个因素所构成的组合中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确认。
四、现代性视角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现代性的表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文学/文化现象。这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一个更深的社会文化转型问题相联系。正是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才是通俗文学产生并繁荣的内在依据。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型？这个转型可以这样来描述：“现代城市能够而且确乎给予其居民人身的自由……和多元的价值选择……但其代价却是体验枯寂和苦闷的可能……体验并且表达‘枯寂’和‘苦闷’的个人，也正是因为自身已从传统的家庭式集体剥离出来，并且观照了现代城市这一想象，才有可能察觉出所说的缺憾，才有可能希望去消磨和调剂，也就是抑制勃兴的欲望。”[39]简单地说，就是现代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付出了“苦闷”、“枯寂”甚至“孤独”的代价。正是因为有了苦闷需要排遣，有了“枯寂”的心理需要安慰，又有了获得排遣和安慰的自由，这才导致了“通俗文学”的产生与繁荣。“鸳鸯蝴蝶式消遣和娱乐文学也获得社会意义。”[40]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阅读通俗小说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日常生活，以至人生的分分秒秒，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现代人自我定义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41]。同时被新文学家指责的“所谓‘现代的恶趣味’，便是现代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所肯定的世俗性和平庸性”[42]。这种平民化的世俗性和平庸性，正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也是现代社会各种改良与革命的目的之所在。就社会功能而言，“这类小说，连同现代其他大众娱乐方式一道（体育、电视、电影、游园）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创造和调剂，从而保证现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再生产”[43]。因此，从现代性视角来界定通俗文学，就可以这样来概括：“‘通俗文学’的本体可以规定为现代社会中为满足人们的消遣、娱乐需要而进行的社会活动。”[44]
现代性视角关注的是通俗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阅读活动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那么在这个框架中如何来说明通俗文学的生产以及产品的特征呢？就创作方面来看，现代社会的通俗文学创作，其根本特点是商品生产，“这些作家是从事写作职业的雇佣工人，他们为金钱而写作”[45]，这种状况在中国和西方都是一样的。通俗文学作家一般都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不高的人。他们在现代社会转型阶段依托于发达的现代新闻传媒，为了谋生而写作那些市场上大量需求的通俗作品。这个活动本身一方面表明市场化写作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已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两个方面都是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作品方面看，追求经济利益的写作目的导致了作品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主要表现在“因市场需求而变异求新，为满足读者的口味而模式化”[46]。世俗化不仅是指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大众认识水平的，也不仅指题材故事是能引起大众兴趣的世俗生活，更在于适应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需求和阅读能力。这些阅读兴趣、需求和能力既要求作品有模式化的一面，同时也要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面。通俗文学作品世俗化的特点正是现代读者的阅读需求的直接反映，它不排斥任何新的因素进入作品，相反，它可能为了引起市场的轰动，为了成为流行时尚而进行大量创新。这正是作品具有现代性的依据。
总之，通俗小说（通俗文学）的本体特征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中得到了不同侧面的探讨。这些不同侧面的论述，对于认识通俗小说的本体具有积极的作用。大家取得的共识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是通俗小说的社会意义得到确认。每一种不同的视角都看到了通俗小说不仅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而且通俗小说作品和阅读活动本身都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或是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或是表现了特定社会的社会心理，或是呈现了一个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通俗小说总是与社会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其次，通俗小说的价值得到了确认。无论从哪个视角来看，研究者都承认通俗小说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上，它传承着文学史的传统，也是新文学的先驱；在社会上，它为广大的读者提供了精神享受和心理安慰；在文化上，它传达了文化发展变化的丰富信息，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再次，从“通俗性”入手来讨论通俗小说本体特征也得到了确认。尽管对通俗性的内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研究者都认为应该找到通俗小说自身的独特性，以区别于精英文学的本体。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找到不同于精英文学理论的属于通俗文学的理论框架，二是对通俗文学的独特本质（即通俗性）进行理论概括。因为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建立起通俗文学自己的理论体系。应该承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探索。
第三节 通俗小说研究方法
随着整个文学研究界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中国大陆通俗小说研究领域出现了用新方法研究通俗小说的尝试，这为通俗小说研究带来了许多创新。由于新方法的运用，许多通俗文学现象得到了新的解释，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也获得了新的评价，一些新的理论问题也被提出来。这些新方法主要有社会心理方法、精神分析方法、叙事学方法、文化研究方法等。
一、社会心理方法
社会心理方法主要是对特定历史时期通俗小说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社会心理方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的分支，运用大量的调查和统计数据来“科学地”分析某种社会心理形成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而通俗小说研究中的社会心理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通俗小说文本的分析来找出小说得以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说明这些流行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人们什么样的心态，并论证这些心态产生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因此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方法来说，通俗小说研究中的社会心理研究方法都与社会心理学有较大差异。
社会心理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认为通俗文学与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特别是一部作品或一种文体类型的作品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一定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心理有关。当然，任何社会心理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既包括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心理影响，也包括特定社会文化政治事件的直接冲击。因此，社会心理方法最终会在社会生活中找到通俗小说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并不直接与通俗小说文本对应，而是由社会心理作为中介。通俗小说直接与社会心理有关，直接反映出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分析步骤。首先是确定分析对象。方法总是与对象相联系的，特定的对象往往决定着分析的方法。社会心理研究方法分析的对象是特定历史时期内流行的通俗小说类型或某些具体作品。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借助于文学史的材料来确定某个历史时期流行的文本是什么。比如袁进在分析近现代上海文学历史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心理时，首先就确认“民初小说的代表无疑是‘言情小说’，民初‘言情小说’形成中国小说史上继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之后的又一‘言情小说’高潮，而其数量，则超过了明清‘才子佳人’小说”[47]。确立研究对象就使得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一个时间空间之内，限定在特定的文本/类型上。这样，进一步的分析才有了确定的目标，因为任何社会心理都是特定时间特定人群的心理状态，不限定对象范围，根本无法进行讨论。
第二步是对对象的具体分析。这至少有两条途径：其一，对流行作品的创作背景或创作状况进行分析说明。其二，对作品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就前者而言，这些背景可以为分析社会心理产生的社会原因提供参照，其中的思想状况和意识形态状况就直接与社会心理有关，这为分析解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提供了现实语境。比如袁进在分析民初言情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心理之前，就对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其中主要包括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民国建立，帝制废除，对封建礼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社会变化当然要促进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追求，从而也会产生许多甚至是‘越轨’的行为”[48]。第二，“上海城市的特殊环境，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念，为‘人’的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特殊的社会条件”。这种特殊环境就是以租界为基地的西方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这一社会条件为男女自由恋爱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环境，造成了上海的普通市民对男女自由恋爱持开明的态度。”[49]第三，“打破封建等级观念、门第意识的市民平等观念也在城市中形成势力，从而促进了民初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的反对”[50]。这些社会特点正是民初言情小说流行的具体背景，这些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心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就后者而言，对作品心理特征的分析将为分析读者的阅读心理以及这些阅读心理背后的社会心理提供直接证据，这些作品中的心理特征可以看成是读者的心理镜像，它是读者某种心理状况的曲折表现。
第三步是对社会心理的分析、概括与描述。对通俗小说流行的背景与作品特征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出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社会心理的特点，特别是在阅读这些流行作品时所暴露出来的社会心理特点。比如，民初言情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是“觉醒与逃避”。这个特点是从对当时言情小说的分析中概括出来的。“感受到礼教的不合理而又不敢抨击礼教，力求调和爱情与礼教的冲突的做法，是民初言情小说的普遍倾向。”[51]“感受到礼教不合理”在作品中表现为对爱情的歌颂，特别是对恋爱中的精神心理的细致描绘，这种对“情”的体认正是“人”的觉醒的具体表现。但是民初的言情小说又多以悲剧告终，“情”的浪潮最终还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归于平静。袁进注意到“他们在同一部作品中一面崇仰‘唯情主义’讴歌纯真的爱情，将爱情写得美妙动人；一面对‘情’持恐惧否定态度。中国小说史上还从未有作家像他们一样战战兢兢地描写爱情”[52]。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时的大众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对于即将到来的自由的逃避心理。尽管热烈的爱情令人神往，但跨出这一步以后结果会怎样？那时的人们尚不清楚，他们用逃避的方式来解除这种渴望中的恐惧。
最后是分析这些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社会心理产生于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心理的变化。因此，对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就要在理论上对社会生活的变迁及其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进行合理的解释。仍以民初社会心理为例，“觉醒与逃避”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心理状态。“民初言情小说显示出的价值观念深层的矛盾冲突，正反映了当时社会从古老的封闭的宗法制社会转向近代开放的社会，所必须经历的困惑与阵痛。”[53]走出封闭的传统所以可以歌颂爱情，但仍处于过渡时期，所以又有了逃避心理。
二、精神分析方法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观点去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作家创作与作品内涵等，二是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与立场来反思文学理论的观念，包括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思考（将文学看成是人的无意识的象征性表达）以及对文学文本进行心理分析式解读等。在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的现代通俗小说研究中，对精神分析学的运用主要属于前者。
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来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仍然有很多种具体的方式，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现代通俗小说研究中对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作者创作心理的分析。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创作的解释是作家（艺术家）的白日梦。创作活动不仅可以使作者受压抑而形成的心理能量得到释放，而且使作者无法在现实中满足的心理得到补偿性满足。这种在创作中满足自己内心欲望的现象在通俗文学作家身上也是存在的。徐斯年就发现王度庐所塑造的不少主人公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作品的主人公多少代替作者完成了某些心愿。“‘鹤—铁系列’作为一个隐喻性的象征结构，确是作者主体精神的外化和物化；以粗犷悲凉的西北高原为主要背景，以孤独、寂寞的‘人’的心态为主要内容所烘托、渲染出来的悲怆氛围，确是作者主体情感的投射。”[54]李慕白等人的身世也的确与王度庐相似。二是对人物心理的分析，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分析文学艺术形象的心理特点是精神分析批评的一项重要活动。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的某些特殊行为就像现实中患有心理疾病的人的行为一样，成为精神分析的材料。不仅《哈姆莱特》这样的经典之作可以成为精神分析批评的对象，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同样可以成为精神分析批评的对象。徐斯年在王度庐的多部作品中都发现了人物的特殊心理。比如“《鹤惊昆仑》中，老拳师鲍昆仑因前妻不贞而产生忌‘淫’情结。其徒江志升偶有外遇，即令门徒残酷追杀之”[55]。《宝剑金钗》中，李慕白因为与俞秀莲相爱却无法结合，转而与名妓谢翠纤相处，“慕白恋翠，实为‘俞姑娘的那件事，使自己伤心失意’之后的一种心理上的情感上的补偿”[56]。三是对作品主题的分析。精神分析理论把作品当成心理分析的材料，从中分析出来的主题也是与主体的心理结构/人格结构相关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关系，快乐原则、现实原则与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关系不仅是严肃文学的主题，也是通俗文学的主题。徐斯年发现《宝剑金钗》所表现的就是“情”与“义”的冲突。在李慕白、俞秀莲、孟思昭的“三角恋”中，李与孟虽然都深爱俞，但是李、孟二人都为了成全对方而甘愿牺牲自己。“作者不是把上述矛盾处理为一般意义上的封建观念和自由爱情的矛盾，而是将其深化处理为普遍意义上的‘爱之责任’和‘爱之欲求’的内部冲突。”[57]“爱之责任”与“爱之欲求”的冲突，就是义与情的冲突，也就是道德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冲突。四是对情节的分析。在精神分析学中，人物的行为都有心理的（特别是无意识的）依据。因此，对作品情节的分析重点不在于分析行为动作本身，而在于找到行为动作背后的心理依据和心理内涵。徐斯年应用了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剧”的理论分析了“鹤—铁系列”中故事情节的心理依据和心理内涵。心理剧的基本含义就是构成情节的矛盾斗争主要是“主角”的心灵斗争。情节的起伏变化都依据“主角”能否控制住自己的内心冲突。“江小鹤擒得鲍昆仑，举刀将下之时，忽睹其老态，又思及阿鸾，乃慨然住手。当目的将达未达之时，他的内心并无‘大仇得报’的欢欣，有的是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滑坡’。”[58]这个情节就是典型的心理剧情节。五是意象分析。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并分析心理意象是精神分析批评的一种特殊的方法。作品中出现的某些意象被认为是作者无意识心理的象征性表现。通俗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描写。比如王度庐的“《虞美人》第五、六两章，写虞婉兰在谭思禹的抽屉里发现一个金色爱神像，又曾数次路遇左颊有着‘一颗深深的酒涡’的张啸潮……于是当晚‘她做了许多的梦，梦见那只小小的爱神像，搧着翅膀绕着自己的脸飞翔，她拿手去扑，像扑蝴蝶似的，可是没有扑着；她又梦见谭思禹的左手上，也生了一颗笑涡”[59]。这里的“小爱神像”和“笑涡”都已变成了心理意象，代表着人物的无意识心理中对爱的渴望。
三、文化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基本理念是将文化理解为一定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仅高雅严肃的文学艺术活动是文化，一般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流行作品也是文化。通俗文学属于大众文化，它是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了了解一定时期社会生活面貌，了解一定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大众文化（包括通俗文学）就是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的特点首先在于打破学科界限，广泛而灵活地运用不同理论流派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具体文化现象。其次是将各种文化现象文本化。不是去欣赏作品的内容或艺术性，也不去分析作品的好坏，而是将它们作为文化文本，解读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潜意识中所隐含的那些文化意义。再次是现实指向。文化研究不是封闭在学术领域之中的研究，而是关心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的具有现实关怀的研究。文化研究不仅以现实中的各种文化现象作为对象，而且将文化问题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特别是不平等、不公正的现实状况相联系，揭示出隐藏在文化问题背后的政治意义（当然是就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平等关系而言）。
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在中国产生了热烈反响。应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研究通俗小说已成为一个热点，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对通俗小说流行现象性质的分析。通俗小说之所以流行其中原因是很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从内容、主题、艺术性、社会心理，甚至商业炒作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原因。文化研究中，通俗小说流行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文本，它是各种文化关系、文化心理、文化矛盾的交叉点。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例：“‘金庸现象’在汉语世界跨文类、跨文化的复杂流行，恰恰为重新思考雅俗关系，具体探究大众文化的丰富命题——社会文化想象（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症候，性别表述的政治，‘种族—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份认同的离合关系，‘文化工业’的运作机制，大众文化消费的不二奇观，批评机构之合法性话语生效与失效的场域等等，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也是考察当代文化多元状况的一扇窗口。”[60]金庸小说在文化研究视野中已不仅仅是一种特点鲜明、艺术水平高超的通俗小说作品，而且是一种涉及到各种文化活动的个案。
其次是对通俗小说文化意义的阐释。文化研究虽然把通俗小说放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来解读，但阐释小说的文化意义仍然是其基本目标。这里至少又包括对通俗小说流行现象的文化意义的阐释；对通俗小说文本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的阐释；以及通俗小说流行所带来的相关效应的文化意义的阐释。先从第一点来看，通俗小说的流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通俗小说的流行是通过不同版本的大量印刷，以及跨文类、跨媒体改编来完成的。这种现象背后就与社会文化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仍以金庸小说为例，从“粗制滥造的盗版到装帧精美的正版和盗版，从囫囵吞枣式的饥渴型、冲动型消费到平心静气地爱护与收藏，这种现象自然有金庸小说的地位逐渐增高，其艺术价值广被承认的原因，但也有‘文化工业’的精心包装所导致的消费意识的嬗变”[61]。“在香港的资本主义动作里，在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逻辑中，甚至在90年代中国内地商品文化日益冲击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潮流下大众文化中的精品所获得的新时尚之宠儿的地位，使得庞大复杂的金庸小说王国以及制造‘世俗神话’与‘当代英雄’的金庸影视，成为汉语世界一个经久不衰的集体梦幻。”[62]因此，在文化研究中通俗小说是一种文化商品，它的畅销的背后是一个时代人的消费意识以及对生活的各种梦想。从第二点来看，通俗小说文本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则更加丰富，这也是它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所在。在不同的人群中，在不同的语境中，通俗小说文本的文化意义又会有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性，构成了通俗小说文本（大众文化文本）的根本特征。比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重文化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庸等人‘失去秩序—恢复秩序’的主导性情节里，即使江湖世界风波险恶到极致，亦终有平息这险恶风波的旷世大侠出现。现实世界的无可救赎，在新武侠的想象世界中，以江湖世界的被救赎而得以象征性的拯救。”[63]因此，可以说金庸武侠小说就不仅仅是提供娱乐那么简单，而更应该看成是对现实世界所存在问题的一种隐喻式表达。“承载了读者本能的幸福渴求，对内在压抑的升华以及对于现实的批判。”[64]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庸武侠小说中“妖女”形象所包含的另一种文化意义。她们之所以被称为“妖女”，是因为她们违反、挑战了江湖的男权秩序。尽管像黄蓉、赵敏、任盈盈这些原被称为“妖女”的女侠最终融入了男权秩序，但是，她们的行为“使得旧有江湖男权社会规范获得了新的宽容度；这些原本不被男权意识形态所接纳的女子，为旧规范带入了新内容，并使江湖男性社会禀赋了开放之维。虽然这些女子自身也获得了一定的修改，但她们并非简单地被重新界定与归位，她们也局部修改了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父权社会旧有的对‘女性本质’的界定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新的建构，而不是简单的回归，不是对既定的男女等级制度和原来意识形态的再次确认，而是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与更正”[65]。当然，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在金庸小说中还可以解读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文化表达等等复杂的文化内涵。从第三点来看，通俗小说的流行所产生的效应也是各种文化关系交织而成的，从中可以解读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矛盾与解决策略。仍以金庸为例。随着他的武侠小说影响日益扩大、日益深入，不仅学术体制开始接纳他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金庸本人也进入学术机构，成为其中的一员。“‘金庸现象’是一种波及甚广的文化效应……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学术规范、教育体制、课程设置、雅俗对峙等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并产生了多元化的回应……在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一般读者私下交流的快感是不能发出声音、被聆听并被看重的，只有介入学术界的争议之声，才不至沦为‘空白书面’的‘隐性文字’。”[6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为本科生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才成了一个“文化事件”。“它标志着金庸小说走向大学讲台的开端，标志着中文系原有的经典文本观念，对于通俗文学的歧视与偏见，已遭受有力的置疑，并终有一天会被打破。”[67]因此，可以说金庸武侠小说所产生的效应是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事件，它加入并推动了文化观念的变革。
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应用新方法对通俗小说进行的研究还远不止这些，叙事学、民俗文化学、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等等方法在研究中或被用于作品分析，或被用于理论论证，也有成功的实践。在理论建设方面，应用总体性方法建立通俗文学理论框架的工作也已初步完成。但由于通俗小说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各种新的方法也还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所以运用新方法对通俗小说（通俗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仍未结束。通俗小说研究中一直都会有新的问题、新的材料、新的领域等待研究者去挖掘、去开拓。
阅读延伸
1.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李勇：《通俗文学理论》，北京：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思考延伸
1.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可以分为哪些阶段？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2.如何从社会视角分析通俗文学的本体特征？
3.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说明如何运用文化研究方法分析通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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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2] 同上书，第250页。
[3] 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页。
[4] 同上书，第270页。
[5] 同上书，第277页。
[6] 同上书，第272页。
[7]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8] 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9]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化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10] 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11]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化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12]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化1955年级《中国文学史》编委会编著：《中国文学史》，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13] 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14] 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160页。
[15] 李欧梵：《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见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16] 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页。
[17] 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18]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见《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9] 范伯群：《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新论》，见《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20]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见《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21] 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页。
[22] 同上书，第3页。
[23] 同上书，第2页。
[24] 同上书，第4页。
[25] 同上书，第33—34页。
[26] 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页。
[27] 同上书，第40页。
[28] 同上。
[29] 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30] 同上书，第6页。
[31] 同上书，第14页。
[32] 同上书，第8页。
[33] 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34] 同上书，第25页。
[35] 同上书，第24页。
[36] 孔庆东：《超越雅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37] 孔庆东：《超越雅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38] 同上书，第22页。
[39] 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载《AG体育》1993年第9期。
[40] 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载《AG体育》1993年第9期。
[41] 同上。
[42] 同上。
[43] 同上。
[44] 李勇：《通俗文学理论》，北京：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45] 同上书，第47页。
[46] 李勇：《通俗文学理论》，北京：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47] 袁进：《觉醒与逃避——论民初言情小说》，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年版，第250页。
[48] 同上书，第251页。
[49] 袁进：《觉醒与逃避——论民初言情小说》，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年版，第251页。
[50] 同上。
[51] 同上书，第256—257页。
[52] 同上书，第275页。
[53] 袁进：《觉醒与逃避——论民初言情小说》，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年版，第276页。
[54] 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55] 同上书，第140页。
[56] 同上书，第141页。
[57] 同上。
[58] 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59] 同上书，第145页。
[60] 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61] 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62] 同上书，第53页。
[63] 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64] 同上书，第93页。
[65] 同上书，第116—117页。
[66] 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67] 同上书，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