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小说”

“散文”作为文类的外延与内涵，需要借助历史的叙述，方才能逐渐明晰起来。但“散文”所包含的各文体，古来却有相当精彩的辨析。作为文体论开山作的《文章流别志论》，以及第一部按文体编纂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还有建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研究体例的《文心雕龙》，都出现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可想而知，“文章辨体”，在中国散文史上并非陌生的课题。诗文代变，“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就像近人黄侃所说的，切不可“为名实玄纽所惑”。可千百年来，致力于“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者，大有人在。^[1]借用明人徐师曾的话，便是：

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辩当愈严。^[2]

经过一代代文论家不懈的努力，“文章”之“体”，对于中国AG体育人来说，大致是明晰而且确定的。

谈论“小说”，可就没有这种方便了。相对于盛极一时的“文章辨体”，研究小说内部结构及体式者，未免显得过于薄弱。所谓“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3]，明人这一夸大其词的表述，其实正透出其对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把握无能为力。明人中，对小说真有研究的兴趣与能力的，当属胡应麟。胡氏修正郑樵古今著述“足相紊乱”者有五的说法，强调“最易混淆者小说也”^[4]，确系甘苦之谈。《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关于小说的分类，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可也只局限于文言系统，《水浒传》等章回小说则无法纳入。

在古代中国，“小说”的概念相当含混。《庄子·外物》中已出现“小说”字眼，但并非文类概念。班固《汉书·艺文志》收录小说十五家，并加以界定：“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尽管学者们对这句话再三引申发挥，仍嫌界说不清。后人虽借助“虚—实”“文—史”“雅—俗”等作为尺度，努力将其与史书区分开来，可中国“小说”之概念含混这一先天性特点，并无根本改观。同为“小说”，古今之别，相去天渊；即便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也因接受的文学传统不同，对“小说”的理解与界定迥异。大致而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概念，大大超过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也就是说，在现代人看来，许多文言小说不能算“小说”；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概念，则小于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比如，宋代说话四家，“小说”只居其一。

将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大系统，不只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人眼中，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区别绝不仅仅是语言媒介的不同，还包括不同的文学起源（若前者主要取法于史传与辞赋，后者则更多得益于俗讲和说书）、不同的文学体制（前者接近于现代文类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后者则以长篇小说尤为出色），还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表现方式与审美理想。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相对独立平行发展，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特色。因而，这两者的互相对峙、互相影响及各自消长起伏的趋势，也就构成了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不管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学结构中，都处于边缘地位。相对于处在中心地位的诗文来，小说只是一种不大正经的浅陋的通俗读物。即便已经摆脱“丛残小语”的原始形态，小说仍只能以“虽小道必有可观”来聊以自慰。在治国安邦者看来，小说因其注重世态人情、细节琐事、奇谈怪论，以及娱乐色彩浓厚，并非表达政教理想的最佳手段。也就是说，小说不大适合于载道，因而“不登大雅之堂”。这一千百年来士大夫普遍存在的偏见，使得中国小说较为接近民间生活与民间欣赏趣味。小说地位卑下，这固然使得不少有才华的作家不愿涉足，妨碍了这一文类的演进（说书风格的长期滞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反过来，因其远离主流意识形态，较少受“文以载道”观念的束缚，艺术创新的自由度更大。尽管明清文人大都鄙视小说，可在后世文学史家看来，明清两代小说艺术的发展，比正宗的诗文更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没有留下篇幅巨大、叙事曲折的史诗，在很长时间里，“叙事”几乎成了史书的专利，以至千古文人谈小说，没有不宗《史记》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只要想挤入文学结构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鉴诗歌的抒情特征，否则很难得到读者的赏识。这两者决定了“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者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后者则落实在突出想象与虚构、叙事中夹杂言志与抒情，以及结构上大量引诗词入小说。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能同时接受这两者的影响，只不过因其不同的审美选择，在具体创作中各自有所侧重。

[1]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颂赞第九》。

[2]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3] 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

[4] 参阅郑樵《校雠略·编次之讹论》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