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1世纪的黎明期，回望上一个世纪的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或许有着某些便利之处。这首先是因为，绵延一百年的这一段文学—文化交往史已然过去，业已定格为一个完整的存在形态，人们开始有可能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和考察。再者，回望者自身毕竟和考察对象渐渐拉开了距离，得以从稍远处进行观照，从而能够避免那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促和狭隘。更重要的是，日渐丰厚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不断被发掘出来的思想资源，其中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内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积累，等等，对于这一研究无疑都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参照作用。

当然，如果仅从上述几方面来考虑展开研究的有利条件，那么就应当承认，越往后的研究者必定越多地具有优越性。然而，作为20世纪的过来人，当今的研究者们不仅有义务、有责任对过去一个世纪中的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进行梳理和总结，而且拥有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所不具备的、对于上一世纪文化与文学生活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前者的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身份，决定了惟有他们的回望才能表达出跨越两个世纪的人们所特有的情怀，他们的言说也将获得一种不可复得的历史真切性。

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中国文化与文学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与文学彼此交流的大背景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百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生成、滋长与发展的一百年。文化转型的发生与实现以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演进，是世界文化与文学大潮和中国文化与文学发生碰撞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是不断地审视、选择、译介、接受外来文学，从而在创造性转换中不断丰富自身的历史。因此，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只有将它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放到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史的进程中，才能把握它的内涵与特色，发现它的成就与局限。

检视上一个世纪的中外文学—文化交往史，人们不难发现，俄罗斯—苏联文化与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尤为密切。那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种无论你怎样淡化它都客观存在的史实。20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史表明，在我国出版的全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中，从国别的角度而言，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在长时期内一直占有最大的比重。这些作品不仅滋养了我国几代文学工作者，而且曾经广泛影响了成千上万普通读者的精神生活和人生道路。有许多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同这个民族所提供的同样出色的戏剧、电影、绘画、音乐和舞蹈等艺术品一起，在中国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欣赏对象。活跃于20世纪中国文坛的作家、诗人、剧作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们，无论是鲁迅、郑振铎、叶圣陶、茅盾、巴金、郭沫若、郁达夫、曹禺、老舍、艾芜、张天翼、胡风、路翎、夏衍、田汉、穆旦、艾青、周扬、冯雪峰，还是丁玲、周立波、秦兆阳、钱谷融、巴人、贺敬之、刘绍棠、王蒙、刘宾雁、高晓声、高行健、舒婷、梁晓声、张抗抗、张炜、王家新等，都深受俄罗斯—苏联文化与文学精神的浸润。上面这份名单显然是远不够全面的，幸好有王蒙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补充：“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丛维熙、茹志鹃、张贤亮、杜鹏程、王汶石直到铁凝和张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王蒙还说：“这里，与其说是作者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身上屡屡开花结果。”对于那些深受“苏联文学”范畴之外的俄罗斯文学影响的中国作家、批评家们，也应当作如是观。

除了具体作家、批评家个人所受到的影响之外，俄罗斯—苏联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不同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和流派，苏联时期的文艺指导思想和文艺政策，在这些思想和政策的指导下开展的文学运动，以及一般文学生活的运行方式和运转机制，等等，都对20世纪中国文学从基本格局、理论批评、创作实践到存在状态、运作形式、发展走向等各个层面，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广泛和持久，以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每一重大转折和重大现象，都和俄罗斯—苏联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中国文学无论是反顾自己走过的路途，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确认自身的地位、成就和意义，还是更新自己的观念，调整自己的思路，规划未来的蓝图，似乎都要把俄罗斯—苏联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基本的参照，在与这一文学的比较和对照中寻得某些支持、激励、启示或借鉴。难以想像，不对20世纪的中俄文学—文化关系进行全面梳理和多角度的考察，就能够描绘出这一百年里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真实历史图景。

由于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文学创作实践的概括、总结和引导的功能特质，也由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发达和巨大成就，更由于苏联时期文艺指导思想和文艺方针政策的特殊统辖力量，俄罗斯—苏联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是经由它的理论批评以及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摄取、被仿照而得到实现的；或者说，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于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和文艺思想与政策对中国文学的作用。因此，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存在形态和演变发展的外部条件，总结引进、吸纳和接受外来文化与文学的历史经验，就不能不充分注意到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和文艺政策乃至文学运动的强大的、长时期的影响。

伴随着20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曲折进程，俄苏文论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初到五四时代，在中国知识界自觉地广泛引入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思想文化成果的潮流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丰饶实绩，也同取得了辉煌成就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一起，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和重视。这一方面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在五四之前就拉开了序幕，五四以后除继续译介外，还开始出现一些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翻检五四时代那些发黄的书页，可以看出，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19世纪俄罗斯文论与批评所蕴涵的深厚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它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都使它特别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青睐。当然，就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19世纪俄罗斯文论与批评还是被作为欧洲近代先进思想文化和文学遗产的一部分进入中国文学的接受视野的。

五四退潮、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时局的变化、社会政治形势的改观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俄苏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开始进入一个高潮期。从20年代末期起，除了19世纪俄罗斯文论继续被引入中国文坛、继续发挥其影响之外，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十月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苏联早期领导人关于文学艺术的讲话、文章及相关言论，20年代以后苏联多种文学思潮与流派的观点和学说，包括“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庸俗社会学理论和“拉普”的文学观，直到30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40年代的日丹诺夫主义，等等，都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文学界，对前后共二十余年间中国文学的指导思想、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影响源”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影响的历史结果远不是单一的，它曾在中国文学中造成了纷繁多样、鱼龙混杂的景观。一方面，由于这种影响，中国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逐渐形成，并在文学运动的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起源于庸俗社会学和“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的各种极左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文学批评实践，也一度被中国文学界的某些人士当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其具体运用而接受下来，强化了中国文学的文学政治化倾向，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急剧走向极左的境地埋下了伏笔。同时，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内苏联文学界本身对“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界定之外的其他文学理论批评思潮和流派的全面排斥和否定，中国文学界对同时期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整体面貌的认识远不是全面的，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批评成果处于中国文学界的接受视野之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种接受偏离竟然以惊人的稳定性平移至20世纪晚期。

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一度是在处处以苏联文学为范本和未来方向的总体氛围中向前发展的。在政治上、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指导思想、创作方法、理论批评原则、文艺政策以及指导文艺的方式方法，都曾经是以苏联文学为楷模的。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调，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直到建国初期发动的几次文艺界的大批判，这些现象中都可以明显地见出苏联文学理论、思潮和倾向的直接影响。“解冻文学”思潮在苏联文坛涌起之后，中国文学界也迅速受到其冲击，并曾因此而幸运地迎来了自己短暂的“百花时代”。但是未过多久，由于苏共20大以后中苏关系的变化，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警惕与批判，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排斥当代苏联文学从理论到创作的影响，甚至在许多方面是以“苏联修正主义文学”为反面参照的。这种思路的持续延伸，导致中国文学急剧极左化，最后跌到十年动乱中文学的低谷。

时至70年代末，中国文学终于结束了自己暗淡的岁月，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也由此而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那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和文学大规模摄取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又一个高峰期。在太久的封闭和压抑已成过去、对外来文化充满新鲜感的时代气氛中，中国文学界重新开始放眼世界。于是，出现于20世纪各个时期的国外文学思潮和理论批评流派，便走马灯般地在中国知识界眼前掠过，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长期受到冷落的俄苏文学与文论也再度步入，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它的影响痕迹。

然而，中俄（苏）文学关系似乎很难再出现新的蜜月期了。从80年代中期起，无论是俄苏文论，还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都开始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大量涌入中国文坛之际，俄罗斯文论、特别是苏联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渐渐被看成是一套保守的、僵化的和过时的话语。这套话语确实曾经和长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极左文学思潮、文艺政策联系在一起，它引起人们的怀疑、警惕和厌恶，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这类情绪却很快演化为明显的排斥和抵制，以至于人们对于新发掘出来的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遗产，对于过去在苏联时期被封存、被歪曲或被否定的文学思想，也一概缺乏应有的兴趣和热情了。中国文学界似乎已没有足够的耐心重新面对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了，对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则更是冷眼相看。情绪因素压倒了科学理性精神。人们好像只是对其中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的诗学理论尚抱有一定程度的重视，而这也部分地是由于西方学者对它们的肯定。在世纪晚期的苍茫暮色中，关注俄罗斯文学和文论的人们大大减少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在数量上已不再占优势，但其质量却反而有了某种程度的提高。因为在上述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条件下，不具备学术献身精神的人们，已经很难继续坚持从事这一研究了。在热闹非凡、表面繁荣的景象消逝之后，俄罗斯文学和文论如果还能够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那一定也是切实的、真正有深度的影响。

一个世纪以来，俄罗斯—苏联文学理论与批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一种时间跨度长、覆盖面广阔的影响。就这一影响的历史结果而言，无疑存在着正负两个方面：中国文学固然获益良多，但同时也颇受其害。从中国文学作为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还是对于20世纪俄苏文论，我们都有过许多偏离、误读和遗落。这一文学接受史的经验无疑是值得予以认真总结的，只要我们还希望我们的文学进一步发展，只要我们不打算中止对于外来文学和文化的摄取和引进。

回望过去百年间中国文学对俄苏文论的接受过程，正如人们在回望历史时所常有的情形那样，我们往往会带上某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挑剔眼光和自以为高明的优越感，好像如果我们自己身处那个已然逝去的时代中，就一定会作出更明智、更恰当、效果更佳的选择似的。我们可能忽略的是，当年中国文学界对于包括俄苏文论在内的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接受，这一接受的侧重及其间出现的种种偏离和失落，都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历史再重复一次，我们也仍然只能做出如此这般的接受。恩格斯早就说过：某种学说的流行程度，与实践对它的需求成正比。外国文学理论思潮在某一国度的流行也是如此。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卢卡契在谈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关系时说得更为具体：“只有在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中需要一种外来的刺激，一种动力，为它指出一条新路的时候——一旦文学发现本身出现危机，它就会有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寻求一条出路——外国作家才能真正有所作为。”今天，我们回望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俄苏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过往史，比较考察中俄（苏）文论与批评的异同，目的并不在于指责或颂扬当年的那些译介者、研究者和接受者们，而在于透过文学接受的表象，沉思形成某种接受局面的历史文化原因，探索外来文化与文学接受的规律，从一个侧面为中国文学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参照。这一切，也正是本课题研究所追寻的目标。

王蒙：《苏联文学的光明梦》，《AG体育》1993年第7期。
卢卡契：《托尔斯泰与西欧文学》，《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52—453页。